”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已成为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而金融合作作为首份“”政府白皮书五通之一“资金融通”的重要抓手，弥补了原有“一带一路”基建投资的资金不足、融资方式单一、产融结合不充分等长期存在的难题，也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就金融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的特点，以及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合作的作用，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王文：早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首份“一带一路”政府白皮书《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就把“资金融通”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内容“五通”之一正式提出。

　　我认为过去十年，金融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至少发挥为四种支撑作用。一是为政策沟通提供支撑性的内容。迄今为止，中国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多数都涵盖金融合作的内容。

　　二是为设施联通提供支撑性的资金。没有融资、授信、贷款、债务、偿付等金融服务，任何设施的建设都会缺乏基础性的资金支撑。粗略估计，“一带一路”十年的项目总金额至少达到5万亿美元。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金融机构服务意识的增强以及新设与互设金融机构的参与。

　　三是为贸易畅通提供支撑性的渠道。跨境贸易所需要的计价、结算、支付、清算、担保等功能，都需要金融机构的跨境服务提供基本的资金渠道。

　　四是为民心相通提供支撑性的服务。无论互派留学生、来华外国人，还是文化展示、跨国互知，亦或影视图书等文化贸易，都需要大量资金服务的支撑。

　　由此看，金融对“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它未必都在“一带一路”进展的最显眼处，却几乎贯穿在“一带一路”所有项目与行为的始终。

　　时报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中国金融机构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否达到了最初设想？

　　王文：如果按2015年“愿景与行动”文件中的设想看，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中取得的成就应该算是远超预期的，其中讲到的“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等内容均已实现。原有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的投入也远远超过预期。

　　比如，原有的国家开发、中国进出口银行服务“一带一路”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加强。国家开发银行前五年就为6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1900多亿美元。截至2020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设立了80家一级分支机构。3家中资保险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设有7家营业性机构。“一带一路”沿线家银行在华设立了分支机构与代南宫体育表处。

　　证券时报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是“赔本赚吆喝”。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王文：持有类似观点的人，肯定是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一带一路”投资情况不足够了解，至少可以说，是低估了中国金融机构跨境投资从业人员的智商与能力。服务“一带一路”的金融机构都以国有企业为主，通过市场化的动作，且有严格考核与决策流程，如果是明显的投资陷阱与亏损金融，或仅仅是“赔本赚吆喝”的项目，一旦出现，首先会追责到决策者个人。对此，在金融国企工作的从事高管往往比民企更警惕。

　　以我过去十年曾调研的数十个“一带一路”项目来看，“赔本赚吆喝”的说法也多数不符合于事实。尽管不乏有政府援助型的一些项目，但多数项目仍是市场主导型的，通过股权合作型、工程总承包融资型（F+EPC）等方式获得战略价值与长远收益非常可观。当然，“一带一路”投资对象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欠发达国家，中资企业往往会鉴于当地政府与舆情的考量，很少对外讲述项目的盈利。对此，如何对国内讲好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的故事，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王文：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十年金融合作的三个突出特点，即金融机构的新设与互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开放加速。三者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又各有分工、各有所长。金融机构的新设与互设南宫体育，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的金融机构拓展行动，也是满足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开放的需求而出现金融机构的主动进取。

　　“一带一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百年变局的战略考量。但任何具有战略意图的倡议，都需要有机构与具体的人去实施。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机构在过去十年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开放的需求形成了金融机构对外拓展的动能。比如，截至2021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4万亿元，有效金额3.54万亿元。截至2021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计为10.83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接近1.5万亿元，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越来越活跃。仅2018年至2020年,就有36家外资控股企业在A股上市,募资总额共计442亿元。截至2023年4月底，超过850家境外机构被核准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这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新动向使得金融机构的新设与互设有了充足的市场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金融机构未来的布局和发展趋势如何？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合作还会有哪些突破点？

　　王文：十年来，层次清晰、初具规模“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已形成。这个金融合作网络有别于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相互之间各有侧重却又互为补充，正在逐渐弥补了原有“一带一路”基建投资的资金不足、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开放度不高、融资方式单一、产融结合不充分等长期存在的难题。更重要的是，这种共建“一带一路”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互利共赢的中国式理念，并将持续进行下去。

　　与西方长期提倡的金融自由主义不同，“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是第一份“一带一路”政府白皮书中的基础要求。截至2020年末，中国已与84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122份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监管合作协议，共涉及37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一带一路”金融监管合作，旨在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探索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与综合服务平台。尤其在中亚地区，中国多次主持相关多边会议，推动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合作，加强监管资金结算清算、国际借贷、现钞供应等具体问题，提升区域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可以看出，“一带一路”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与中国国内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与美国长期轻视绿色金融不同，中国在短短数年内几乎是从零起步、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与全球绿色金融合作的旗手。中国2018年领衔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很快获得国际金融界的积极响应，截至2022年底，包括英、法、德、日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44家签署机构和14家支持机构参与其中，持有或管理资产超41万亿美元。GIP对扩大对新兴市场绿色投资，加强ESG风险管理、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方面、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金融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主要中资金融机构纷纷通过贷款、股权、债权等多元化渠道参与“一带一路”绿色项目。中国是近年来投资国际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再生资源、污染防治金额最多的国家。中国在2021年9月还做出郑重承诺，不再新开境外煤电项目，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低碳能源建设。很明显，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与发达国家推崇的市场主导投融资合作模式不同，中国在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模式时兼容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以及创新式等三大类至少15种模式。综合相关研究，政府主导型的投融资模式至少包括传统援助型、资源财政担保型、开发性金融型、国家战略对接衍生型和多边投融次平台型等5种；市场主导型的投融资模式至少包括公私合营型（PPP）、股权合作型、工程总承包融资型（F+EPC）、银团贷款型、债券融资型等5种；创新式投融资模式至少包括融资租赁、绿色投融资、第三方市场联合型、独立投资组织公司型和集群式合作型。如上文所述，这些国际投融资合作模式保证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过去十年项目合作总额高增长的趋势，更是针对“一带一路”国家营商环境、金融生态南宫体育、风险类别千差万别的特点，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优势，调和规避风险与市场竞争的矛盾。

　　与多数国家的金融科技发展动力相对滞后不一样，中国依靠近年来国内数字化浪潮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金融水平。中国利用世界领先的数字支付、网络借贷、众筹融资、大数据金融平台、信息金融门户、票据理财、互联网销售等金融服务的迭代技术与市场规模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全新视角，推动互利共赢、持续发展、高效稳定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普惠金融能力增长。约一半的“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签署了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第三方移动支付系统进展迅猛，如支付宝已打造出9个国家的不同版本支付宝，腾讯在境外支付业务已支持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合规接入。截至2022年底，“一带一路”参与国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银联业务，累计发行超过4300万张银联卡，受理覆盖逾1200万家商户80万台ATM，比“一带一路”提出前分别增长了超过25倍、8倍和3倍南宫体育。近年来，中国作为数字货币研究和试点工作世界领先的国家，与泰国、阿联酋等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已发起桥研究项目，为未来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夯实了基础。可见，随着“科技强国”理念和实践也在“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深入，推动解决后者在科技金融发展中的各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