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深刻体现，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当前，金融部门资金空转与实体部门积累不足并存、金融供给与实体需求错配、金融市场功能弱化等问题阻碍了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金融市场相较于发达国家仍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因此，通过总结归纳不同金融模式下主要国家服务实体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分别就金融部门、实体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合力、协同发展提出可行路径，以期提升金融服务实体质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1]要求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则，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思想的创新，对金融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实践中，关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属性”理解往往过于片面，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质量与效益。因此，只有多维度、深层次、高水平把握金融与实体间的关系，才能取得经济和金融的双赢局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

　　循环畅通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展开的关键，也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金融本义为资金融通，其跨时间、破空间的资源优化配置特性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实体部门提供高质量服务、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党中央多次强调金融要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的统一。

　　南宫体育

　　“金融与实体”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表现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早期古典学派提出“货币因素不会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的内生金融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学对二者的关系展开了大量深入讨论，对我国把握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却不能有效解释“金融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命题。因为其相关理论始终是建立在金融与经济相对割裂的基础上，脱离了社会整体经济过程，[2]难以揭示金融与实体二者间的底层逻辑。因此，为更好理解金融与实体的关系，我们将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切入探寻金融资本的“全部秘密”。

　　金融资本这一概念缘起于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借贷资本、虚拟资本等理论的研究，包含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两部分，是货币资本的特殊运动形式。从金融资本循环的生产性路径看，其内生于产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在产业资本循环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交织在一起，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值，并不断有货币资本或货币形式的资本游离出来集中在银行资本家手中，作为商品通过“贷放”的形式重新回归产业资本循环，进而形成借贷资本与职能资本瓜分剩余价值的局面。同时，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货币资本或生息资本的运作形态必然向虚拟化转变，以虚拟资本形态试图脱离现实生产过程，实现从资本直接到资本的增值理想。这一过程既是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过程，也是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

　　从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过程看，虽然对于单个银行资本家而言可通过交易套利行为攫取高额利润，但考察整个金融资本循环过程及金融创新相关产品后可以发现，金融资本的利润仍来源于现实生产过程产生的剩余价值。[3]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看，金融资本对现实资本的选择性可以优化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效益，并反作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但这一特性也极易使得资本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变成一种纯粹的自身联系，从而获得虚假独立性。[4]当虚拟资本过度投机致使金融资产规模难以匹配或远大于现实资产规模，进而过度挤压实体经济利润时经济危机就开始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5]历次爆发的金融危机也证明了这一论断。因此，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必须是遏制金融资本的过度投机属性，引导金融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本源，满足现实资本的金融需求，才能形成实体和金融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领跑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关键取决于领先技术的创新能力及向核心生产力的转化水平，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有强大的金融市场做支撑，要求金融资本更好适配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也是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从世界历史看，大国经济的崛起与其金融领域的崛起几乎是同步实现的。[6]18世纪60年代起南宫体育，以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为标志的第一轮金融革命推动英国工业走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掀起，并使其一跃成为19世纪世界经济霸主。正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所言，如果没有“金融革命”作为先导，欧洲就不可能出现“工业革命”。[7]但由于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未能持续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第二、三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逐步被美国取代，美国在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基础上分别凭借投资银行体系的发展、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相互结合的金融创新模式叩开了电力革命（1850—1950年）和信息化革命（1971—2008年）的大门。[8]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宣布失败。从前三次工业变革及英美金融模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看，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资金需求，但其本身难以满足而只能依靠金融市场的发展来解决。[9]金融强则实体强，金融体系及模式的创新需主动求变，以持续满足实体经济变革的内在需求，否则难以把握时代发展机遇，会被淹没在历史发展大势的潮流中。

　　当前，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数智化工业革命浪潮与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形成历史汇，我国若抓住本轮工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就能在下一个“霸权周期”实现从追随者向引领者的转变。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领头羊，重在实体、重在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工业化”“去工业化”后，重新开启了“再工业化”循环进程。美国提出的“先进制造业2.0”、欧洲推出的“未来工厂计划”等，其背后都体现出了服务经济需更好契合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强调对高附加值产业链的重构。[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要素的低成本战略和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如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进程表明未来大国竞争必然是以硬科技引领的实体博弈，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实现亟须通过科技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以便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因此，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为成熟的金融体系作支撑，要求金融市场能够对冲和化解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

　　从理论层面讲，金融内生于实体，其不断衍生的功能和服务应该是围绕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展开的。不少人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解局限于金融的融资功能，将其简单化为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毋容置疑，融资难、融资贵至今仍是约束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一大短板，但这并不是金融服务的全部内容，除了满足资金融通需求，还需要提供便利的交易方式、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等。总之，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一定是多维度的。在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需着力解决金融与实体在规模、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矛盾：一是打通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连接堵点；二是破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长期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三是强化金融市场筛选创新功能和风险分担机制南宫体育，为实体经济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试验场”。

　　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之间的相对规模是度量金融化的重要视角，既可反映也可影响二者关系的走向。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为40.07%，在2022年这一指标下降至33.19%；与此相对应，金融业占GDP比重从6.2%上升至8%。这表明我国实体经济承担的金融总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发展有“脱实向虚”之势。宏观货币与微观融资的连接点存在“淤堵”，收益率倒挂致使金融部门资金空转与实体部门积累不足并存。

　　与实体资本不同，金融资本规模扩张无边界且难以有效监管。近年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靠前发力，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提供了巨大流动性。2012—2022年仅十年间我国M2总量增长近3倍，实体部门利润的快速下降与金融资本天生的投机属性和自我强化式循环机制，[11]使得大量超发货币通过金融创新规避监管而流向了房地产、股市、大宗商品等行业，直接表现为金融业利润的高增长。据估算，2022年我国500强企业净利润合计为44634.68亿元，其中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净利润合计为11083.93亿元，四家银行净利润接近500强企业净利润总和的1/4。不仅如此南宫体育，2022年前十家金融公司净利润合计为16348.48亿元，而最大的500家制造企业净利润合计为14700亿元，仅是前十家金融公司净利润的九成 ，这进一步表明有很大一部分金融活动是在自我服务的。经济报酬结构决定资源要素配置，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间不断扩大的“利润剪刀差”也决定了实体部门必然会出现资本积累不足这一现状，这也很难顺应市场规律、实现金融对实体部门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服务。

　　边际资本产出效率（ICOR）可以很好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从最初的10%以上跌至目前5%以下，同时资本使用效率也在直线以上，这充分说明金融支持实体的效率在下降。为实现一定量的经济增长，所需投入的金融资源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资本获得性的极大不匹配。新一轮数智化革命的兴起将推动生产组织方式从规模式生产向分布式生产转变，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等个人或小型化团体将会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必须下大功夫破解长期困扰民营经济的“麦克米伦缺口”，大幅提高实体部门竞争优势。

　　就金融体系结构而言，金融部门结构性问题突出强化了实体部门的“逆向挤出”效应，银行投资与企业融资“两难”现象并存。我国以银行为主导、政府干预较多的金融体系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有天然的短板。民营企业目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传统风控以资产、担保、信息为主要依据，更适配规模大、重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的发展。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效率大幅提升，但碍于风险和收益的考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未解决，这是由市场运行规律决定的，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很难在市场内部找到弥合缺口的办法，需要发挥政府调控作用，但若不顺应市场规律进行干预反而会进一步扰乱市场。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监管部门还在影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但在干预下压利率的同时也减少了银行体系可服务的客户数量，使得相当一部分企业融资需求无法满足，进而转向由市场供需决定利率的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等非正规金融市场。可想而知，在金融监管难以全覆盖金融创新的情况下，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

　　创新型企业始于技术、长于金融、成于市场，其对资金的需求是长期的、阶段性的，多数创新型中小企业囿于资金限制，难以跨过从产品初始研发到市场规模化的难关。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创新型中小科技企业生命周期非常短，平均只有2.5年，且初始研发费用有九成来自企业自有资金。可见，虽然我国金融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已超过多数发达国家，成为少数拥有“复杂性金融体系的国家”之一 ，但金融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

　　一是直接融资规模不足是制约创新的一个重要短板。创新周期前端具有风险与收益极大不匹配的特性，与间接融资模式相比，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资本市场更适配于对前沿技术探索创新的支持。[12]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直接融资比例有巨大的提升空间，2022年我国直接融资比例仅有34%，而美国同期直接融资占比高达79%。二是市场化机制不完善，难以发挥出金融的价值筛选功能。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新三板、区域性股票市场等面向初创期科创企业的市场进入门槛较高，融资端过于看重企业经营业绩，投资端主体数量较少，“抱团打新”现象频发。同时短期资本较多且集中偏好白酒、金融等领域，科创类占比较低，目前A股中前十大市值公司仅有一家科创企业，而美股前十大市值科创企业占九成。三是金融市场创新不足，资本市场的风险对冲和管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金融可以跨周期调节资源，自然也可以跨周期对冲风险，但在长期偏向抑制的金融监管模式下，金融创新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仍处于金融工具创新的初步阶段，以期货期权工具及结构性衍生品为代表的有效风险对冲工具与我国实体经济体量不匹配，难以发挥出金融市场风险对冲管理功能。

　　从国际视角来看，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的融资缺口、硬科技创新阻碍是可以克服的。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缺口主要存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经合组织国家中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可以从银行或其他信贷机构获得足够的信贷。因此，深入剖析发达国家在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中各具特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战结束后，美国各方逐渐意识到可持续的国家优势必须依靠庞大、充满活力的初创和中小企业，同样也出现了传统金融机构偏好于低风险大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及科创企业早期融资受约束的现象。在经过多年实践与探索后，逐渐形成了以“多层次资本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商业银行”为主、政府政策性融资担保为辅的金融支持体系。第一，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以不同上市标准来满足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融资需求。纳斯达克流传着一句话，“任何公司都可以进入，但时间将会告诉我们结果”，这背后是以资本市场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极强包容性、充分的竞争活力以及流畅完善的退市机制为依托的。第二，作为世界风险投资发源地，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将资本、技术、人才等关键生产要素紧密结合，以股权和债权相融合的独特投融资模式在多个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发挥了重大创新激励作用。第三，大规模银行信贷支持技术市场规模化扩张。即使拥有高度发达的直接融资体系，但在社会融资中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比例仍然超半数以上。第四，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性金融等发挥多维度支撑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联邦政府、各州政府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基金、非营利机构等方式为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或担保服务，同小微企业、商业银行之间建立了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德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代表性国家，其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堪称后发国家赶超史的典范。[13]这得益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逐渐形成的具有德国特色的银行结构体系。第一，以商业银行、储蓄银行金融、信用社组成的三支柱银行体系满足了市场多层次、差异化的融资需求。三支柱银行体系中既包含私有性质、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商业银行，也包含公有性质、合作性质的储蓄银行和信用社，二者以公共和社员利益为导向实施区域经营。因此，同一体系内银行竞争程度不高，但三支柱之间竞争程度高，这既保障了银行业经营效率，也为市场需求提供了多层次金融服务。第二，金融机构与企业间长期形成的关系型融资模式最大限度避免了银行“雨天收伞、误伤企业”乱象。“管家银行+多方借贷”的融资模式极大程度地避免了银企之间信息不透明、不对称问题，在提高了银行风险识别能力的同时，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困境。第三，政策性银行对全能银行覆盖度不高的领域进行补充，以弥补市场失灵。德国联邦及各级政府均设有政策性银行机构，截至2023年上半年，共有18家政策性银行，其资产规模占德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5%，被称为德国银行业“第四支柱”，在与商业银行以转贷形式合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国家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等方面起到了十分关键作用。

　　以色列是政府引导风险投资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典型国家。以色列向来以高科技立国，2022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占GDP比重高达18%。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为解决大量涌现的高新技术初创企业因缺乏资金支持难以发展的难题，通过与国内外私人风险投资合作、设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国家担保基金等方式为初创期科创企业提供资金、人才、担保等一系列金融支持服务，成功推动了以色列高端制造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的“三链”融合。该模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政府引导但不干预，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并为市场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政府出资与私人风险投资合作，明确投资大方向但并不参与管理，依托专业性投资机构用市场化的方式实现日常运营和投资。第二，合理的利益让渡、风险共担与退出机制激发私营部门投资活力。在基金成立之初就承诺，在企业形成一定规模、利润稳定，将以优惠价格转移出售所持权益，在激励基金管理者重视企业长期收益的同时，极大地调动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引入国际资本，重视汇集全球资源。政府运用优惠政策将合作伙伴拓展到国际领域，2021—2022年外资在以色列风险投资中的份额超过75%，吸引外资的能力远高于欧洲发达国家，这不仅弥补了国内资本短缺，也推动了国内技术和企业“走出去”，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总体来看，虽然各国金融体系架构及服务实体经济路径有所差异，但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都存在一些共性规律。一是金融体系的使命要与国家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二是在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要发挥两只手合力，政府发挥支持和补充作用，但关键在于尊重市场客观规律作决策、依靠经营主体才能形成正向循环。三是真正实现有效支持实体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模式，须依据支持对象的本质特性而定，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可以支持实体资本形成。

　　我国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针对欧美经济过度虚拟化、金融化的自我警示，[14]也是当前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这种发展大战略和大背景下高度理解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绝不是仅对金融系统提出的单方面要求，仅依靠金融也绝不可能实现金融强国目标，而是需要金融、实体两部门发挥合力、协同发展，同时发挥政府金融监管与市场补充作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没有发挥出理想功效，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部门的发展速度没有跟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速度。就金融部门而言，要持续推动金融供给侧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以高标准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主体，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机构仍然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一，创新银行产品供给和服务模式，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提高科创初新及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可借鉴德国“管家银行”模式，发挥数字技术优势破除银行与企业信息壁垒，增强银企关系韧性；积极尝试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新型融资服务盘活企业软资产，拓宽抵押物渠道。其二，重新明确不同规模银行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定位，补齐中小银行短板，提高金融普惠性。积极融入区域发展“小循环”，探索符合自身定位和业务能力的经营路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其三，加强金融机构、风险担保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多方合作沟通，建立企业、银行和政府多方共担的信贷风险机制。可借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美国中小企业局的做法，成立专门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或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采用担保、转贷等形式为商业银行分担风险。

　　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是必然趋势。就资本市场而言，一方面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及相关配套制度法制化建设，在提高市场调节正常现象容忍度的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进一步精简发行步骤并放宽企业入市财务标准，把公司价值的判断权利交给市场，并辅以完善流畅的退市制度作保障。另一方面要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培育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提高资本市场对不同经营主体的包容性，引导资本流向实体部门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对于风险投资体系而言，可以参考以色列培育风险投资市场的做法，通过政府财政投入撬动私人风险资本、培育风险投资高级人才；改变以往与国有资产管理类似的基金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创新活动规律的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减少对市场活动直接干预并做到及时退出；丰富资金多元化，鼓励民间资本、国外资本、养老保险基金、银行、证券公司等投资主体进入，以更好匹配科技创新周期各个环节的资金需求，以营造优质开放的创新生态环境。

　　金融与经济二者是共生共荣的，金融服务实体并不是管理学意义上的“服务”，前提必须是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再有效的金融市场也难以服务和支撑缺乏效率的实体企业，因此提高实体部门经济收益是关键。一方面是提效益。以绿色化、数字化发展为驱动力，优化实体部门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传统工业化到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也是从高价值高成本向高价值低成本转变的过程。[15]在传统行业接近饱和、传统要素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要以新兴数字技术为依托，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新兴技术边际效用递增特性，大力发展新能源、高端制造业、5G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行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高实体部门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降成本。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功效，改变以往主要依靠借入资本维持生产的经营模式，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扩大企业融资渠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内源性融资占比很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主要依靠借入短期资金维持生产，加之银行融资模式特点，非金融企业杠杆水平被迫抬高。其一，分部门去杠杆，扩大企业内源性融资渠道。下一步要分部门、分行业调整企业杠杆，加快出清落后产能，引导杠杆向活力高、辐射强的重点行业倾斜，提高企业偿债能力，增加企业资本积累。其二，加大减税降费、优惠补贴、体制改革等政策举措力度，降低实体部门各类成本。降低实体部门成本具有双向调节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失衡的政策意义，提高财税政策的精准性、直达性，充分发挥数字政府效能，降低企业制度型成本；加大金融、数字、绿色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生产性成本。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的过程就是金融系统不断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势必会带来全新风险课题，这就要求监管部门要发挥好市场“守门员”作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一，以结构为主、兼顾总量，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性、直达性和普惠性。在保持合理流动性的同时，疏通宏观货币与微观融资的“淤堵”，增强政策有效性；结构性工具“精准滴灌” ，引导金融资源进一步配合国家发展战略扩展内涵。其二，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平衡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做到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消除监管盲区。其三，强化多类政策落地整合，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的保障机制。强化信息整合机制，推动多部门信息共享，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打破金融与实体之间、金融各行业间的信息壁垒；健全风险补偿和信用担保机制，效仿德国或以色列，针对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风险投资行业等相关业务建立政策性担保或风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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